沙门城址地处黄河故道，位于延津县西北榆林乡沙门村东北2公里，东南距延津县城约18公里，西距新乡市区约20公里，南距现在的黄河约35公里。历史上延津县长期位于黄河南岸，属开封府。宋金时期，沙门城址是由开封北上卫辉府的水陆交通要道，北宋时称为宜村，为黄河南岸一处重要的渡口。金章宗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八月，黄河向南改道，宜村改处黄河北岸。据《金史·地理志》等文献记述：“卫州，……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七月城宜村，三年五月徙治于宜村新城，以胙（zuò）城为倚郭。正大八年（公元1231年）以石甃（zhòu，砌筑）其城。”胙城县治为避风沙亦迁于此。蒙古蒙哥汗元年（公元1251年）卫州治所由宜村迁回汲县（今卫辉市）。明宪宗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黄河徙流县南，县北之流遂绝，自此延津由黄河之南变为黄河之北。由文献中的这些记载可知：沙门城址在北宋至金代前期为黄河南岸一处重要渡口，金代后期至元代初期有近40年的时间为卫州州治和胙城县治所在地，地处黄河北岸。
经过初步的调查勘探确定，沙门城址大致呈北窄南宽的梯形，西城墙、北城墙、东城墙北段保存较好，南城墙及东城墙遭到破坏而无存。北城墙长约740米，宽约35米，现存高约2米；东城墙长约640米，宽约35米，现存高约2米；南城墙长约1000米；西城墙长约800米，因上部积沙较厚，宽度不详，高度超过3米。整个城址被黄沙所覆盖，城址北部平坦，南部因被沙丘覆盖地势较高。发掘清理表明，金元时期的城址位于现地表下1.5米左右，北宋时期的遗迹则深埋于现地表3米以下。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遗物则出土于现地表7米以下。
延津县为发展县域经济，西接新乡市纺织工业园区，在榆林乡东北部新乡至长垣公路两侧建设榆东经济开发区，沙门城址属于拟开发区域。为配合延津榆东经济开发区的建设，进行了考古试掘。目前发掘面积2500平方米。初步发现的遗迹有：城墙、道路、房基、水井、农田、灰坑、灶等。清理出土的遗物可分为瓷器、陶器、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铜器、铁器及建筑遗物、冶炼遗物、动物骨骼等几类。这些考古发现的重要性可以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这是中国考古史上首次对黄河古渡口城址进行的科学发掘，必将为研究我国宋金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渡口城市的建筑布局与防御等提供极为丰富、翔实的实物资料。城址内清理出大量的砖瓦等建筑遗物，其中，数量较多的绿釉筒瓦说明城址内存在高规格的建筑。在城址的南部已发现十余眼水井，也同样说明当时城内居民较多。另外，遗址内清理出了较多的宋代钱币，这一方面为确定城址的年代提供了明确的证据，也说明了城址内当时商业和商品交易的繁荣。
第二，发现并对宽度达80米的南城墙做了解剖工作。清理发现，南城墙是在早期城墙的基础上加宽夯筑而成。如此宽的城墙应与兼顾黄河防洪有关。这也为了解当时黄河渡口城市的堤防提供了新颖的实物资料。在城墙的内侧发现了宋金时期的道路和车辙痕迹，车辙的宽度为1.45米，这对了解当时的交通状况也首次提供了确凿的考古资料。
第三，较多穿孔大石块的发现，可能与运输或商业交易中挽系牛、马等牲口有关，这又与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牛、马等较大型动物的骨骼相印证；而且，还出土了许多有切割加工痕迹的骨料，说明城址内有制骨作坊的存在。另外，可供比较的是，在城址南约1000米处现地表3米下，施工部门挖出有7块重量在1吨左右的大型穿孔石，这些孔径较大（约9厘米）的穿孔石应与码头上挽系船缆有关。大量礌石的发现应与城的军事防御有关，这些都是极为罕见的珍贵实物资料。
第四，北宋时期大面积农田遗存的发现，在中国考古史中尚属首次，可以为有关宋代农业史的研究提供难得的耕作农田的考古实物资料。这时的垄作农田，田垄的宽度约为25厘米。其中清理的一部分农田中，田内人的足印、动物的足印清晰依然。
第五，在城址内出土的瓷器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实属罕见。既有釉色亮丽，做工考究，烧造精美的高档瓷器，也有制作与烧造均较为粗糙的低档用器。瓷器从釉色上可分为白、黑、黑白、青、黄、钧釉、白地黑花、蓝、酱、影青、绿、多彩等；瓷器种类有盘、碗、碟、盏、壶、瓶、盆、罐、盂、香炉、尊、枕、灯、俑、骰子、棋子等；瓷器上纹饰的装饰技法可分为划花、刻花、印花、贴花、剔花、画花等。这些瓷器及瓷器残片的大量出土，一方面可以印证城址的渡口性质，是当时瓷器转运、交易的重要场所，也说明城址居民较多，作为州治所在地是可信的。这也必将为中国陶瓷史的研究提供一大批新颖的珍贵实物资料。
第六，大量的冶炼坩埚及炼渣的发现，一方面说明城址内有一些冶铸作坊的存在，也可以填补这一阶段中国冶金史的空白。国内与古代坩埚冶炼有关的资料极为匮乏，沙门城址内大小不同的冶炼坩埚及大量炼渣的出土，对认识当时的冶金技术与方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物。
另外，沙门城址当地俗称“吴起城”，相传为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吴起扼守黄河渡口时的屯兵处。目前在城址南墙的底部夯土层中，已经发现有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板瓦、筒瓦、陶器等残片。是否存在战国时期的城址，尚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工作予以揭示。
总之，沙门城址的发现是我省黄河故道内继内黄三杨庄汉代村落遗址、濮阳高城村卫国都城遗址后第三次极为重要的考古发现，再一次将我们的目光集中到了广袤的黄河故道和黄泛区。黄河的泛滥给中原地区黄河两岸的先民时常带来灭顶之灾，但也客观上为后人封存了一大批保存完好的珍贵文化遗产。我省文物部门和当地政府将全力保护和利用好这一宝贵的文物资源和文化遗产，充分展现灿烂辉煌、积淀厚重的中原文化的魅力，使其在加快河南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建设和谐社会、奋力实现中原崛起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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